今天，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。
这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。1978年12月18日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。47年后的今天，我国改革开放迎来又一重大标志性举措。
封关不是封岛。封关之后，海南自贸港建设进入全面推进阶段，目标是实现贸易、投资、资金、人员、运输自由便利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。
自由贸易港代表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。2022年，中央将海南自贸港建设定调为“历史性任务”，是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特区建设的一个战略安排”。今年11月，中央再次强调，建设海南自贸港的战略目标，是要将其打造为“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”。
由此看，全岛封关的意义，不只在海南一岛。从海南、各经济特区和自贸区，以及国家改革开放大局三个层面，自贸港的建设都将起到深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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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岛封关后，海南自贸港将全面实现“‘一线’放开、‘二线’管住、岛内自由”。
简单来说，海南与中国关境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，货物、人员、资金等要素的进出高度自由，且成本更低；而海南与内地之间的要素流动，仍实施精准管理，以保证规则一致性。
另一项重要政策，是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，最多征15％的所得税。
对比迪拜、新加坡、中国香港等国际上公认竞争力较强的自由贸易港，海南的特殊政策安排在取向与力度上总体相同，体现了国家对自贸港建设的重视与决心。
毫无疑问，自贸港政策会为当地发展起到极大推动作用。迪拜杰贝阿里自贸区是个很好的参考——建设之初，它在产业、城市功能、人口各方面基础还很薄弱，但依托自贸港制度，时至今日已集聚来自150多个国家的1万多家企业，其中包括100多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，对迪拜GDP贡献超过30％。
较之其他经济大省，海南基础也相对薄弱，但自贸港建设正在带来后发追赶机遇。比如，15％的超低税率无疑将吸引大批企业、个人来此投资、创业、就业；资金跨境流动更便捷，对跨国企业、高收入人才也尤具吸引力。
更具体地看，海南绝大部分商品“一线”进口实行“零关税”，货物通关快，岛内存放地点、期限自由；鼓励类产业企业进口料件加工后，增加值不低于30％的货物，经“二线”进入内地仍免征关税；且对旧机电产品、故障精密仪器等国家禁止、限制类进口货物作出开放性安排。几项政策叠加，海南将成为我国重要国际中转枢纽，贸易结构将向高附加值转型，形成“料件进口、加工增值、内销免税/外销”的产业链路。
此外，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至今，对岛内消费与旅游业的拉动效应显著。全岛封关后，“一线”进口的“零关税”商品在全部商品税目中的占比由21%提高至74%，海南对全国各地消费者的吸引力也会进一步增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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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全国各地，封关同样带来了新一轮机遇。
从产业协同的角度看，海南不可能全门类地发展经济，还是要因地制宜，发展深海、航天、现代农业、旅游业等主导产业。但海南在税制、跨境业务、行业准入、国际人才进出等方面的政策优势，对企业发展能提供巨大帮助。甚至有一些业务，只有在海南能做。
对其他高新技术产业或现代服务业发达的省市来说，可以加强与海南的联系，鼓励企业采用“本地研发+海南上市”“本地制造+海南出口”等模式，或在海南设立区域总部，面向以东南亚为主的海外市场。
事实上，这样的合作自海南自贸港开始建设以来，各地已在探索。上海一些医院利用海南特许医疗优势，在当地应用国际前沿技术、实现治疗突破。江苏有高校将研发专利在海南确权，再向海外转化。而在全岛封关后，这样的合作将更广泛、更深入。
这也是为什么中央要求海南“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，深化同京津冀、长三角、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合作”。对经济发达地区而言，海南是联通国内外两个市场、加强自身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绝佳平台与跳板。
自贸港的另一些制度创新，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。比如《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资产管理试点业务实施细则》提出的跨境资管试点，境外投资者可在海南自贸港内银行开立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（NRA账户）及自由贸易账户（FT账户）等，同时鼓励以人民币计价及结算——这能有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。
又比如，海南率先在省级层面以立法形式明确国际数据中心制度，为数据跨境流动提供法制保障。对全国各地的企业，海南或将成为数据合规进出的通道，助推数字经济新业态和其他“数字+”业态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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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自贸港是我国第一个自由贸易港，其政策的支持与突破力度是空前的，也一定会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。因而很多人还关心，海南之后，我国还会建设第二个甚至更多自由贸易港吗？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改革创新往往是在个别地区先行试点，经条件成熟后，再复制推广，带动全局。从经济特区，到国家级新区，再到自由贸易试验区，都遵循了这条路径。
从这个角度看，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，其意义堪比当年第一个自贸区成立，标志着改革开放跨上了一个新台阶，开启一个改革力度更大、开放程度更高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的阶段。
在此背景下，海南自贸港要“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”，由先行先试而复制推广，是必然使命。
在试点过程中，海南自贸港要注重改革的方向与能效。在上一阶段，我国要素流动性开放已取得长足进步，海南在继续深入关税降低、市场准入放开等“边境上”开放基础上，还应更加注重“边境后”规则的开放，进一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。
系统集成的方法论，也至关重要。应该说，海南自贸港的改革已相当注重系统性，包括法律与政策的集成、权限范围与层级的集成等。在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当下，改革的集成性直接关乎“改不改得动”“改不改得好”。对其他各地来说，制度创新要因地制宜地差异化，但集成的理念与底层逻辑始终具有参考价值。
还有一条——统筹开放与安全。改革存在不确定性，有些新制度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。这需要监管理念和技术的创新，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。当然，试点的意义，就在于在可控的范围内解放思想、大胆试错，为更大力度的制度创新保驾护航。
而对其他各地而言，尤其是上海、深圳等在改革创新走得靠前的地区，既要与海南深化经济合作，也要在制度层面形成合作联动，一方面更好承接溢出效应，另一方面也能及时找到适合自身的创新政策，及时予以本地化复制。
自由贸易港在国际上并无“定法”，更多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共识。换句话说，叫什么名字不重要，关键是要看其制度是否足够开放自由。随着海南自贸港高标准建设全面推进，改革创新成果复制推广，全国发展格局自然而然将进入新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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